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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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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2013-07-05 07:1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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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

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张鸣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张鸣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7、8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张鸣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7、8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            “二代迷思”下的富二代与官二代 张鸣 眼下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可以说是“二代迷思”。好多的人,都对现在中国的第二代感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和担忧。其实,目前所谓的第二代,70后已经奔四,过四,而80后也已经奔三,过三了,只有90后小一点,但也正在步入成年。其中70后,已经在各个行业成为骨干。但是,现在50—60岁的人,显然提起第二代,尤其是80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7、8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后和90后,往往大摇其头。其实,九斤老太式的感喟,哪一代都免不了。每代人都会或多或少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不那么顺眼,担忧一代不如一代。后来证明,往往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后代当了家,天也没有因此而塌下来。应该说,我们今天弥散着的忧虑,很可能也会是白担忧一场。人类的末日,并不会因此而提前到来。

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

不过,此刻中国人的这种担忧,跟以往的九斤老太感喟,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生育制度,对国人伦理和育儿传统,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被养育的儿女和养育他们的大人,以及学校和社会,都因此而变得有点不正常。所出的问题,也跟以往出的问题大不相同。显然,人们有理由对独生子女的几代人,表示出独特的担忧。80后和90后能够经受时代的考验,现在还真的没有定论。当年我们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78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岁就会做的事,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都不会做。因为这样的小事,家长都给他们包下来了。连一点小事都不会做,能有担当,能会抉择,进而会做人、做事吗?至少,他们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补上这些本该在童年就习得的基本素质。

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不消说,富二代和官二代,跟同龄人相比,所面临的独生子女困局,更加严峻。至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更加娇生惯养,更加不知道负责任,更加没有担当,甚至有些人都不屑于学习生存的技能,传统上所谓的纨绔子弟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会更加突出。更加可悲的是,在当今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和官民矛盾如此尖锐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一出生就背上了不道德的印记。同代人对他们既艳羡,又嫉恨,似乎已经很难在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社会中生活了。

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在各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所拥有的优裕和嫉恨都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由于比较早的从封建时代走出,世袭分封,身份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宣告瓦解。秦汉以后的多数朝代,都是富贵不能恒久的社会状况。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白衣可以致卿相,卿相也可以变为白衣。《红楼梦》“好了歌”里富贵贫贱无常的思想,也是社会真实的写照。两千多年,中国只有两个家族的富贵传了下来,一是孔家,一是道教龙虎山的张天师家。都是因为特别的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其他的家族,即便当初贵为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后人也一样沦为乞丐。富贵贫贱无常的文化传统,在心理上,对富贵之家的子弟,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在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后,更是如此。多数人出人头地,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尽管朝廷在制度上,规定权贵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的后门进入仕途。富家子弟也可以通过纳捐,买个官做。但是,门荫和捐班出身的人,都会被人看不起。多数的富贵人家的子弟,但凡有点志向,都会争取从正途出身。费孝通和吴晗研究了自隋唐以来科举及第者的出身,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出身寒微,也就是说,另一半的人,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按人口比例来说,富贵之家肯定比平民百姓要少得多,所以,富贵子弟通过科举考试的比例还是要比平民子弟高得多。尽管存在教育上的优势,但不能说社会的风气,包括富贵之家的风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考试的尺度上竞争,富贵子弟的入仕,也就不大能引起平民太大的反弹。

毕竟,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固的家族制传统,做了高官的人,以其权势惠及家族,尤其是子弟,理所当然。高官的子弟,即使为官者不以权谋私,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权贵子弟进入仕途,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国家不特意设置制度的门槛,加以限制,那么势必会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出现官僚世袭化、贵族化的倾向。就像东汉末年察举征辟制度蜕化出门阀,最终导致整个官僚制的贵族化一样。显然,对于国家而言,官僚制是不能贵族化的。在封建制下,世袭贵族对于采邑里的农奴,虽然有奴役,但毕竟有责任感。而官僚变成世袭贵族,却对治下的农民,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农民是国家的,官职也是国家的。拿来国家的权力,自己私下占有,而且传代,连起码的职业伦理都不会有。所以,官僚贵族化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的效率很低,国家孱弱,高门大姓,遭致贫寒士族的嫉恨,属于公认的乱世。 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通过制度化的强制,为权贵子弟进入仕途,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考试,而且有背后的读书传统。事实证明,在科举制度下,有读书传统的家族,子弟考中的机会要大一些。所以,在中国的大门槛(门阀)消失之后,所谓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是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大体上都会有所谓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很多家族,不求世代有公卿,只求代代都有读书人,家里有藏书,有读书传统,甚至有家学渊源。一直到民国,有家学的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人称道。比如俞樾的家族,比如刘师培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子弟,一直都被人高看一眼。至于那个时代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土财主,还是富商子弟,要想出息,往往得花高价请名师课子弟读书,改变身份,跻身士大夫阶层,否则,家族永远翻身不得,有钱也保不住。 很明显,在官本位的大帽子下面,如果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话,他们维持地位的途径,已经有些官本位的异化了。但无论如何,在保持读书传统这一点上,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加上他们的老子,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对读书传统感兴趣的,但维持地位的着眼点,却多半集中在了钱和权上。对于官员和官二代而言,有一种思路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让子弟经商发财,尽可能快地暴富。无论是自己直接出面,还是暗中默许子弟利用自己的名义,官宦子弟经商,走的都是借权生财的道路。这条路,在目前官本位、关系盛行的中国,是相当顺畅的。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而国内坊间传闻与百姓的日常经验,却往往表明这种传闻其实绝非空穴来风。还有一种思路,是官员自己弄钱,染红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配偶或者子女出外经商。这些官员可能属于对体制的悲观派,不大相信这个体制的稳固性,他们操作的要点,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后代变成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富人,从彻底上改变身份和地位。第三种思路是直接让子弟接班,进入仕途。他们大概是看清楚了,在中国只有权力是最佳的挣钱机器。只要权力开动,比什么公司都能来钱。他们的操作方式,一般都是交换形式的。比如甲乙两个都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这样的做法,按照现在的制度,完全是合法的。只有在某些地方的官员做的过于过分,比如直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越级提拔自己的子女,或者越级提拔时子女时,条件差的离谱之际,才有可能引起网上的关注。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富商,所谓培养子女的途径,也大抵跟官员类似。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父母在国内官商两界的关系,继承国内的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无论官和商,他们经营自己事业的方式,往往是令人诟病的。而接下来培养第二代的方式,同样充斥铜臭和权杖的霸道。其中,民营商人由于相当多的人,严重缺乏权利意识,习惯跟个别官员勾兑,即使法律不合理,也不是通过争取正当权益,修改法律,而是喜欢在官员默许下违法。加上官方有意识制造“原罪”的舆论,夸大民营企业家违法的现象,这些富商在民众眼里,已经大大地被妖魔化了。甚至原本一部分官员的罪过,也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所以,尽管富二代的培养方式,跟别人没有多少相干,有些甚至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但在民众眼里,跟官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二代一样,都是令人质疑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现在的高官和富商,可以构建一个权钱世袭的世界。这种建构,在现存制度方面,没有多少障碍。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时代,整个世界已经通过网络网和其他方式联系成了地球村。09年“被”字的凸显,说明平民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今非昔比。因此,势力更大的官二代,他们跟自己的父辈的种种接班的努力,只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恶劣的舆论环境。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的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固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但也往往会更加怨恨把持挣钱和权力的人。以富骄人的富家子弟,固然可以挣来更多的艳羡,也遭致更多的怨恨。在仇富和仇官气氛日益浓烈的情形下,人们几乎到了逢官必反,逢富即恨的境地。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中,官二代和富二代,即使完全继承下来父辈的权势和财富,又怎么可能安然入眠呢?所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捞足了就走。走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做富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的后代还很少有人能在发达国家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的财富,还得从中国来,所以即使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和绿卡,还是得过两栖生活,国内国外来回跑。从根本上讲,作为社会的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不思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只打算捞足了就撤走,抛弃自己的家乡,显然是一种自私、短视之举。作为中国人,这不是退路,而是一种不道德的逃遁。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跟他们的父辈一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社会地位来讲,都属于社会的上层,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并没有跳出历史上纨绔和衙内的窠臼,在父辈着眼权和钱的培养中,多半没有经受过社会的磨练,吃过苦,品尝过创业的艰辛。可以说,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养成,既脱离了传统耕读传家的套路,也没有学会西方富人平常人式的培养方式,两边都不靠。因此,可以预计,我们大多数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个别人也许可以例外,但多数人,命里注定,属于失败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国人的“二代迷思”,在他们身上,是能够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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