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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和车夫的故事  

2013-07-23 13:2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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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和车夫的故事 张鸣 黄包车,这是上海的叫法,北京则叫洋车,或者东洋车。的确,它是从日本来的舶来品。最初,是铁皮包的轮子,对石板路面破坏太大,后来改成贴胶皮,细细的钢丝车轮,装上轴承,拉起来,相当轻便。所以,北京人也叫它为胶皮,拉洋车,也叫拉胶皮。在西方国家,人力较为稀缺,所以,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无论如何黄包车都成不了气候,不是马车时代,就是汽车时代。但是,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尽管四轮马车引进了,汽车也来了,但黄包车却依然我故,一直到1949年,北京上海天津,黄包车夫照样满世界走。伸手叫黄包车,就跟今天打的似的,游客和市民出行,还真得靠他们。 拉车的人,如果车是自己的,而且有点闲钱,把车收拾的不错,在平地上,拉起来跑得飞快,路又熟,活多一点,生活肯定过得去。好些人,隔三差五,还能就着羊头肉,喝上小酒,改善一下生活。北京过去小饭店,有大酒缸这样一种,当年就是车夫们常来的去处。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就是一直做梦想过这样的日子。其实,如果一个壮汉子没有祥子那样的晦气,在北京过上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难。但是,如果车是车行的,每月得交租钱,那日子就难过多了。如果年轻时还没有攒下钱,买辆自己的车,等到人老了,跑不动了,那就惨了。 拉车的人中,日子最舒服的,当属拉包月的。当年的北京,好多教授,都有自己的包车,有的还不止一辆。根据车主的身价,车也各不相同。以车灯为例,有的人的车只有一盏灯,人称犬字车,有

                              黄包车和车夫的故事

                                 下你很多功夫。 黄包车夫,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同情心最大的释放对象。五四前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好多知识分子都选择把情感投放到车夫身上。鲁迅不过是虚构过《一件小事》中的高大车夫形象,而其他人更过分,有的人干脆不坐车了,不忍心让车夫劳累。有的则要求自己拉车,让车夫坐,车钱照付,吓得车夫直求饶,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黄包车和车夫,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能听见做过这行的老人,说起陈年往事,已经恍若白头宫女,闲话玄宗。今天,则这样的老人,也成了凤毛麟角。历史,在一个转型的关口,选择了黄包车和车夫,作为城市的交通工具,昭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自身的特色。当年,正是这个需要人力的行业,给了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一个最合适的饭碗。   张鸣

黄包车,这是上海的叫法,北京则叫洋车,或者东洋车。的确,它是从日本来的舶来品。最初,是铁皮包的轮子,对石板路面破坏太大,后来改成贴胶皮,细细的钢丝车轮,装上轴承,拉起来,相当轻便。所以,北京人也叫它为胶皮,拉洋车,也叫拉胶皮。在西方国家,人力较为稀缺,所以,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无论如何黄包车都成不了气候,不是马车时代,就是汽车时代。但是,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尽管四轮马车引进了,汽车也来了,但黄包车却依然我故,一直到1949两盏灯的,则是哭字车,最阔的,安了四盏灯,人称器字车。拉包车的车夫,收入不菲,而且不怎么累,也不用太操心等活儿。无非就是接送一下主人,或者主人的家眷和孩子。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有点类似家仆,关系相当固定,对主人也相当的忠心,轻易不会易主的。当年辜鸿铭留辫子,车夫也是辫子党,只是辫子要比主人的粗大的多,拉着主人跑起来,前面一根大辫子晃来晃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晃来晃去。而钱玄同的车夫,则是一个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信主了,人相当踏实。只有周作人的车夫不大老实,替主人买面粉,人家一元一袋,他要两元,自己昧下一元。不过,即使周作人知道了,也没有辞退他。 当然,黄包车这行,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因为上海拉车的多半都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上海的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能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在过去,人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拉车这行的人,没几个好人。但是,总的看来,那个时代的车夫,职业道德还是蛮不错的。碰上外地人,绕远多拉点路,好多弄几文的,也许是有的,但谋财害命的,还真是罕见。其实,即使多绕远的,也属于少数。听老辈人讲,那时候到北京上海,很少担心黄包车夫坑人。拉上你,帮你找地方,找人,非常热心,省年,北京上海天津,黄包车夫照样满世界走。伸手叫黄包车,就跟今天打的似的,游客和市民出行,还真得靠他们。

拉车的人,如果车是自己的,而且有点闲钱,把车收拾的不错,在平地上,拉起来跑得飞快,路又熟,活多一点,生活肯定过得去。好些人,隔三差五,还能就着羊头肉,喝上小酒,改善一下生活。北京过去小饭店,有大酒缸这样一种,当年就是车夫们常来的去处。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就是一直做梦想过这样的日子。其实,如果一个壮汉子没有祥子那样的晦气,在北京过上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难。但是,如果车是车行的,每月得交租钱,那日子就难过多了。如果年轻时还没有攒下钱,买辆自己的车,等到人老了,跑不动了,那就惨了。

下你很多功夫。 黄包车夫,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同情心最大的释放对象。五四前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好多知识分子都选择把情感投放到车夫身上。鲁迅不过是虚构过《一件小事》中的高大车夫形象,而其他人更过分,有的人干脆不坐车了,不忍心让车夫劳累。有的则要求自己拉车,让车夫坐,车钱照付,吓得车夫直求饶,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黄包车和车夫,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能听见做过这行的老人,说起陈年往事,已经恍若白头宫女,闲话玄宗。今天,则这样的老人,也成了凤毛麟角。历史,在一个转型的关口,选择了黄包车和车夫,作为城市的交通工具,昭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自身的特色。当年,正是这个需要人力的行业,给了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一个最合适的饭碗。

拉车的人中,日子最舒服的,当属拉包月的。当年的北京,好多教授,都有自己的包车,有的还不止一辆。根据车主的身价,车也各不相同。以车灯为例,有的人的车只有一盏灯,人称犬字车,有两盏灯的,则是哭字车,最阔的,安了四盏灯,人称器字车。拉包车的车夫,收入不菲,而且不怎么累,也不用太操心等活儿。无非就是接送一下主人,或者主人的家眷和孩子。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有点类似家仆,关系相当固定,对主人也相当的忠心,轻易不会易主的。当年辜鸿铭留辫子,车夫也是辫子党,只是辫子要比主人的粗大的多,拉着主人跑起来,前面一根大辫子晃来晃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晃来晃去。而钱玄同的车夫,则是一个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信主了,人相当踏实。只有周作人的车夫不大老实,替主人买面粉,人家一元一袋,他要两元,自己昧下一元。不过,即使周作人知道了,也没有辞退他。

当然,黄包车这行,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因为上海拉车的多半都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上海的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能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在过去,人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拉车这行的人,没几个好人。但是,总的看来,那个时代的车夫,职业道德还是蛮不错的。碰上外地人,绕远多拉点路,好多弄几文的,也许是有的,但谋财害命的,还真是罕见。其实,即使多绕远的,也属于少数。听老辈人讲,那时候到北京上海,很少担心黄包车夫坑人。拉上你,帮你找地方,找人,非常热心,省下你很多功夫。

两盏灯的,则是哭字车,最阔的,安了四盏灯,人称器字车。拉包车的车夫,收入不菲,而且不怎么累,也不用太操心等活儿。无非就是接送一下主人,或者主人的家眷和孩子。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有点类似家仆,关系相当固定,对主人也相当的忠心,轻易不会易主的。当年辜鸿铭留辫子,车夫也是辫子党,只是辫子要比主人的粗大的多,拉着主人跑起来,前面一根大辫子晃来晃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晃来晃去。而钱玄同的车夫,则是一个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信主了,人相当踏实。只有周作人的车夫不大老实,替主人买面粉,人家一元一袋,他要两元,自己昧下一元。不过,即使周作人知道了,也没有辞退他。 当然,黄包车这行,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因为上海拉车的多半都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上海的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能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在过去,人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拉车这行的人,没几个好人。但是,总的看来,那个时代的车夫,职业道德还是蛮不错的。碰上外地人,绕远多拉点路,好多弄几文的,也许是有的,但谋财害命的,还真是罕见。其实,即使多绕远的,也属于少数。听老辈人讲,那时候到北京上海,很少担心黄包车夫坑人。拉上你,帮你找地方,找人,非常热心,省

黄包车夫,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同情心最大的释放对象。五四前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好多知识分子都选择把情感投放到车夫身上。鲁迅不过是虚构过《一件小事》中的高大车夫形象,而其他人更过分,有的人干脆不坐车了,不忍心让车夫劳累。有的则要求自己拉车,让车夫坐,车钱照付,吓得车夫直求饶,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黄包车和车夫,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能听见做过这行的老人,说起陈年往事,已经恍若白头宫女,闲话玄宗。今天,则这样的老人,也成了凤毛麟角。历史,在一个转型的关口,选择了黄包车和车夫,作为城市的交通工具,昭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自身的特色。当年,正是这个需要人力的行业,给了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一个最合适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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