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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2012-12-19 10:3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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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张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机,提出问题,也许是一个机会。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这一点,让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过瘾)。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当年革命党的宣传,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光,食肉寝皮,可一旦革命了,他们反而缩手缩脚,能不杀,就不杀。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地,多少有些满汉矛盾,满人也有被杀的,但外国人一干预,革命军也就作罢了。只有西安由于当地旗营进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杀戮较多,也因此引起了当地外国传教士的强烈反感,屡屡通过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议,害得当地的革命党人十分狼狈。浙江和福建,是当地驻防八旗首领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军也没有滥杀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杀了八旗防营的首领。革命所到,杀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烧抢,就更不多了。只有后来北伐军云集的南京,由于军饷不继,才发生了兵变的抢劫。而这样的兵变,在当时也是为革命党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直接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大陆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相对而言,立宪党人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大开大合,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立宪不成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借此给清政府的一种最后的惩罚,参加革命,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推翻满清,当然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想让这个惩罚,伤及他们自己,伤及革命后的秩序。他们在革命中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一个大体不变动的秩序,有秩序,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证。

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直接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大陆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这个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杀戮和破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张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机,提出问题,也许是一个机会。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这一点,让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过瘾)。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当年革命党的宣传,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光,食肉寝皮,可一旦革命了,他们反而缩手缩脚,能不杀,就不杀。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地,多少有些满汉矛盾,满人也有被杀的,但外国人一干预,革命军也就作罢了。只有西安由于当地旗营进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杀戮较多,也因此引起了当地外国传教士的强烈反感,屡屡通过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议,害得当地的革命党人十分狼狈。浙江和福建,是当地驻防八旗首领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军也没有滥杀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杀了八旗防营的首领。革命所到,杀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烧抢,就更不多了。只有后来北伐军云集的南京,由于军饷不继,才发生了兵变的抢劫。而这样的兵变,在当时也是为革命党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相对而言,立宪党人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大开大合,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立宪不成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借此给清政府的一种最后的惩罚,参加革命,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推翻满清,当然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想让这个惩罚,伤及他们自己,伤及革命后的秩序。他们在革命中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一个大体不变动的秩序,有秩序,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这个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杀戮和破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见。作为一场学习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成为追求文明的表率。这样在今天看来来很有些偏颇的认识,在许多后发民族都出现过,不独中国如此,所谓的全盘西化,正是人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一个不大好逾越的阶段。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所谓帝国主义的主张。当年被我们后来的史学家视为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革命党人所要学习的对象。革命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落后野蛮的满清王朝,建立一个西式的合众国。为此,他们必须表现得跟“扶清灭洋”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不一样才行。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张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机,提出问题,也许是一个机会。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这一点,让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过瘾)。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当年革命党的宣传,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光,食肉寝皮,可一旦革命了,他们反而缩手缩脚,能不杀,就不杀。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地,多少有些满汉矛盾,满人也有被杀的,但外国人一干预,革命军也就作罢了。只有西安由于当地旗营进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杀戮较多,也因此引起了当地外国传教士的强烈反感,屡屡通过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议,害得当地的革命党人十分狼狈。浙江和福建,是当地驻防八旗首领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军也没有滥杀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杀了八旗防营的首领。革命所到,杀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烧抢,就更不多了。只有后来北伐军云集的南京,由于军饷不继,才发生了兵变的抢劫。而这样的兵变,在当时也是为革命党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相对而言,立宪党人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大开大合,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立宪不成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借此给清政府的一种最后的惩罚,参加革命,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推翻满清,当然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想让这个惩罚,伤及他们自己,伤及革命后的秩序。他们在革命中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一个大体不变动的秩序,有秩序,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这个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杀戮和破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其三,由于文明的问题,牵扯出第三个问题,即革命为何不发动群众?这一点,过去被我们的史学家,认为是一种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而这种不彻底,根子跟革命党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要说参加革命的立宪党人属于资产阶级,倒还有些道理,毕竟他们很多人都是大绅商。说当时的革命党人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有点冤枉。众所周知,当时的革命党人,无非是些国内的小知识分子(中下层士人),海外华侨中的中产以下的青年。这些人,在后来的阶级分析中,一般是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狂热有余,稳重不足。他们的革命表现,往往会很彻底,而绝不会不彻底。

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实现这个目的。为此,他们自信满满,也豪气冲天。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有记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几乎是刚刚过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加上对所谓对文明的追求,他们更加担心底层动员起来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毁掉了他们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发动,跟群众无关,群众即使在革命之后,对革命党也没有感觉。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不许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凡是农民受革命习染,主动革命的地方,无一不遭致革命后政权的镇压。立宪党主政的地方镇压,革命党主政的地方,也镇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跟立宪党人无意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后,客观上,革命党成了维护立宪派和地方实力利益的看家狗。

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直接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大陆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但是,刻意维护秩序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名声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个问题,革命中的会党问题。革命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对作为第三社会的会党,有着很大的期待。客观地说,在革命党中,做会党工作的人,绝对要超过做新军工作的人。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党看来,是革命党的胜利,在会党看来,则是帮会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他们成群结队,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赌,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抢劫,让市民和士绅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后的湖南,被视为会党大爷的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会党兄弟搞得焦头烂额,长沙秩序大乱。革命后的广东,各地的民军也大抵有会党背景,各立门户,互相残杀。两个革命党的都督,毫无办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连政府机关,都得大开公口(帮会的堂口),大小官员,都得自称袍哥大爷。陕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开堂审案,出现了相当多的滥杀,抢劫和袭击教堂的事件。这些会党的作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党的名义下出现的,因此最大限度地败坏了革命党的声誉。四川和陕西,在袁世凯对革命党下手之前,革命党已经丢了政权。而湖南的新军叛乱,杀了两位革命党的都督,居然也没有引起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直接的关系。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 张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为止,有关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问题,不是为人忽视,就是过去的解释过于简单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机,提出问题,也许是一个机会。 首先,人们都承认,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这一点,让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过瘾)。一个经常被人列举的例子,就是作为江苏巡抚所在地的苏州,为了以示革命必须有破坏,革命了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门屋檐的几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宪派的开明官僚,他的革命没有破坏,可以理解。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当年革命党的宣传,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光,食肉寝皮,可一旦革命了,他们反而缩手缩脚,能不杀,就不杀。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军开始杀了一些满人,外国领事一抗议,马上就收手。荆州作为八旗驻防地,多少有些满汉矛盾,满人也有被杀的,但外国人一干预,革命军也就作罢了。只有西安由于当地旗营进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后杀戮较多,也因此引起了当地外国传教士的强烈反感,屡屡通过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议,害得当地的革命党人十分狼狈。浙江和福建,是当地驻防八旗首领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军也没有滥杀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杀了八旗防营的首领。革命所到,杀戮尚且不多,至于打砸烧抢,就更不多了。只有后来北伐军云集的南京,由于军饷不继,才发生了兵变的抢劫。而这样的兵变,在当时也是为革命党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 当然,革命烈度小,不仅跟多数的革命党人不想大破坏有关,也跟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相对而言,立宪党人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避免大开大合,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革命是立宪不成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借此给清政府的一种最后的惩罚,参加革命,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推翻满清,当然不可避免,但他们不想让这个惩罚,伤及他们自己,伤及革命后的秩序。他们在革命中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一个大体不变动的秩序,有秩序,他们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们有一个文明追求的取向。这个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杀戮和破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或者说为了把落后愚昧的中国,变成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大陆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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