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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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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缺乏“公共”的社会空间  

2011-03-22 08: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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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事,只要警察督促不到,厕所就没法用了。大街小巷,随地大小便的事情,白天好一点,晚上夜深人静,还是管不住。最近逛北京的胡同,依然能看到有些地方用醒目的红漆涂写的诅咒随地大小便的标语,五花八门,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这种随便之事,一直到晚近依然如此。城中村的厕所,一不留神,就成了卫生的死角,粪便四溢。所有的公共设施,无论这种设施多么便民,只要是公共的,而且警察一时管不到,寿命多半长不了。无人看守的公共电话亭初装之时,时常见到被砸坏的,直到手机普及,没什么人用了,才有好转。公园里的厕所,学习外国,配备了手纸,不旋踵就会被偷光。 在国人眼里,公共的事,就是官家的事。大门之外,都是官家的事,官家的事,官家人才可以管,有资格管。跟自己一样的人管,就是多管闲事,讨人嫌。只要管的人没看到,就有犯规的冲动,好像犯一次规,就占了一次便宜似的。当然,对于公共卫生而言,犯一次规,就被破坏一次,糟蹋一次。其实,最终自己也不方便,也受害。但是,奇怪的是,这样损人损己的事,就是大家都喜欢做的。其实,公共事务,官家人管,也不是出于公共秩序的维护,而是上命差遣。如果下班了,自己也变成一个普通人,碰上同样的破坏公共卫生或者秩序的事情,他也不会管,一样跟大家一起乱来。在帝制时代,一层层追究下来,似乎只有一个皇帝该为这一切负责,皇帝看不到的地方,即使庄严堂皇的皇宫三大殿的两侧,太监们也照样敢于夜半人静时随地大小便。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好多居民区的住家没有抽水马桶,方便都得去小区的公共厕所,但是,只要官方的居委会疏于管理,这个关系到这一带居民出口的公共设施,就很快没法


    1980年代初来到北京,那时台湾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正在流行,国民自我大检讨,满大街戴着红袖章的人,到处抓随地吐痰的人。将近30年过去,北京的街道,的确比那时节干净了一点,但好像随地吐痰和丢垃圾的人依然不少,只是清洁的力度大了些。如果某个角落两天不打扫,还是脏的要命,到处都是痰迹和垃圾。更可怕的是,经常会看到成堆的装修垃圾,随意堆在街上,很明显是哪个装修的工程队不乐意出垃圾费,夜半人静时干的好事。可见,北京的公共卫生,现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

百年前共和初建,刚做上大总统的袁世凯问自己的英文秘书,一个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洋学生顾维钧,究竟什么是共和?顾维钧告诉他,公众为公共事务操心,就是共和。袁世凯大笑,说是咱们中国人,自家的院子还可以扫一扫,但垃圾出门就丢,院子外的事,没人操心,怎么搞共和?

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好,但他的观察其实还是对的。中国人缺乏公共性,至少在清末,劣迹历然,真是没的可说。清朝的城市,情况最糟,即使帝都北京,也好不了哪儿去。在家里,排泄还有便桶,出了门,随地大小便,蔚为大观。官府的衙役,当然可以惩罚这些“随便”的人(即使不随便,挨揍也认了),但是,这惩罚,不是为了公共卫生,而是施展官家治民的权威。在皇帝出行之时,黄土铺路,五城的衙役,沿途查禁甚严,这种时候,如果有人随地方便,那就是个死罪。但是这样的严查,也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只是为了皇帝的尊严。后来在分区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威逼之下,北京开始建设公共厕所,朝廷的新政,把这个成果维持下来。但是,厕所的管理,依然是官家的事,只要警察督促不到,厕所就没法用了。大街小巷,随地大小便的事情,白天好一点,晚上夜深人静,还是管不住。最近逛北京的胡同,依然能看到有些地方用醒目的红漆涂写的诅咒随地大小便的标语,五花八门,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这种随便之事,一直到晚近依然如此。城中村的厕所,一不留神,就成了卫生的死角,粪便四溢。所有的公共设施,无论这种设施多么便民,只要是公共的,而且警察一时管不到,寿命多半长不了。无人看守的公共电话亭初装之时,时常见到被砸坏的,直到手机普及,没什么人用了,才有好转。公园里的厕所,学习外国,配备了手纸,不旋踵就会被偷光。

用了。很少有人出面管理一下,清理一下,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大家最佳的选择,就是跑远点路,到另个区域的公厕去方便。当然,如果真出了一个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夸他是雷锋,但是谁也不尊重雷锋的劳动,还是乱糟蹋。 缺乏公共性的国民,本质上,是缺乏自主性的人。所谓的自主性,其实跟个人权利有关。没有权利的个人和家庭,对于公共事务就必然缺乏权利意识,也就不会操心。每个人都是权力金字塔中的行尸走肉,最清醒的部分就是自家院子里那点事,出了院子,所有的事,就是想管,也没资格。大家都是被动地接受治理,所有的义务,都是外面强加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主性。不用说,这样的国民性,是长期奴役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民天生劣质。想要走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可能,是还国民以自觉,还国民以权利,让他们变成具有公共性的公民。 在国人眼里,公共的事,就是官家的事。大门之外,都是官家的事,官家的事,官家人才可以管,有资格管。跟自己一样的人管,就是多管闲事,讨人嫌。只要管的人没看到,就有犯规的冲动,好像犯一次规,就占了一次便宜似的。当然,对于公共卫生而言,犯一次规,就被破坏一次,糟蹋一次。其实,最终自己也不方便,也受害。但是,奇怪的是,这样损人损己的事,就是大家都喜欢做的。其实,公共事务,官家人管,也不是出于公共秩序的维护,而是上命差遣。如果下班了,自己也变成一个普通人,碰上同样的破坏公共卫生或者秩序的事情,他也不会管,一样跟大家一起乱来。在帝制时代,一层层追究下来,似乎只有一个皇帝该为这一切负责,皇帝看不到的地方,即使庄严堂皇的皇宫三大殿的两侧,太监们也照样敢于夜半人静时随地大小便。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好多居民区的住家没有抽水马桶,方便都得去小区的公共厕所,但是,只要官方的居委会疏于管理,这个关系到这一带居民出口的公共设施,就很快没法用了。很少有人出面管理一下,清理一下,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大家最佳的选择,就是跑远点路,到另个区域的公厕去方便。当然,如果真出了一个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夸他是雷锋,但是谁也不尊重雷锋的劳动,还是乱糟蹋。

缺乏公共性的国民,本质上,是缺乏自主性的人。所谓的自主性,其实跟个人权利有关。没有权利的个人和家庭,对于公共事务就必然缺乏权利意识,也就不会操心。每个人都是权力金字塔中的行尸走肉,最清醒的部分就是自家院子里那点事,出了院子,所有的事,就是想管,也没资格。大家都是被动地接受治理,所有的义务,都是外面强加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主性。不用说,这样的国民性,是长期奴役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民天生劣质。想要走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可能,是还国民以自觉,还国民以权利,让他们变成具有公共性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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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

           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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