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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许革命  

2011-02-16 13:21:31|  分类: 辛亥:摇晃的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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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 [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 ,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是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出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渔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渔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

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收录于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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