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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直截了当的独白

 
 
 

日志

 
 

我心中的高华  

2011-12-28 18:0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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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雅礼宾馆和中国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惭愧。 高华也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的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了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还有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一下熊景明的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什么呢?80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50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高华是个富有才华的史学家,用他的才华求富贵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学问的道路。这样的路,到处都是荆棘,                         我心中的高华

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张鸣

高华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上个周六,我还在跟他聊,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说学术,聊时局,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当时聊的时候,分明看见他的病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真的走了。

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 我心中的高华 张鸣 高华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上个周六,我还在跟他聊,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说学术,聊时局,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当时聊的时候,分明看见他的病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真的走了。 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和中国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惭愧。

高华也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的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了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还有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一下熊景明的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什么呢?80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50 我心中的高华 张鸣 高华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上个周六,我还在跟他聊,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说学术,聊时局,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当时聊的时候,分明看见他的病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真的走了。 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高华是个富有才华的史学家,用他的才华求富贵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学问的道路。这样的路,到处都是荆棘,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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