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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直截了当的独白

 
 
 

日志

 
 

农民维权的困局  

2010-09-09 09: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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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火上浇油。 其实,矿业开放地区农民的这种弱势地位,绝对性地受损地位,是相当危险的。客观地说,农民自发地维权,并没有适宜的法律环境,不来硬的,没有人理睬。如果黄沙尾村的基金会没有刀手枪手,哪个违规的拉土车会理睬他们呢?但组织了刀手枪手,本身就违法,而且难以控制其行为,早晚会出事。出了事之后政府这样处置,虽然可能暂时有效,但从长远看,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农民维权,陷入了两难之局。这样的两难之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却指向了政府。政府如果不希望农民自己维权,那么就应该出头充分照顾农民的利益,替农民出头;如果仅仅做一个仲裁者,让农民自己维权,就应该一碗水端平。现在做法,是两失,有这两失,才造成农民维权的两难。                               几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还真不好说。 在民国乃至更早的年代,农村里的械斗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事本质上就是村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政府往往听之任之。直到打出人命,才出来摆平。到了清末和民国,政府控制力减弱,某些强村如果恰好出了一个强人,就会招兵买马,在械斗中占据优势,进而称霸一方,组织常备武装,代替政府,主宰控制这一地区,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说它不是黑社会吗?但是问题是,这种事为何政府不管?从前的政府很弱,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为何也不管?不仅不管,而且还一屁股坐在矿业开发者一边,无视弱势的农民,利益受损。出了事,才出头,又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农民屁股上。 从根本上说,现在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包括受政府支配的司法机关,由于利益关系,已经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了。在矿产开采者和当地农民之间,无论如何做不到公正裁判,农民的利益受损,几乎是无条件的。很多维权活动,如果不走极端,惹出事来,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理睬,受损的农民,连一毛钱的补偿也拿不到。虽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矿业开采都会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增加,但本质上这种税收的增加,是应该使当地民众获益,然而,在我们这里,直接受影响的农民,却因其弱势的地位,得不到什么补偿。正因如此,处于无告的受损害的地位,这些地方农民的维权,才会趋于极端,趋于走板。走板之后的政府处置,如果像和平县一样,干脆将之打成黑社会,无疑只能是扬汤止农民维权的困局

农民维权的困局 张鸣 一个地方出了矿产,或者其他可以用作工业原料的物产,按道理对当地农民是件好事,从理论上可以比较大地增加收入,但是,在现实中却未必。多数地方,农民未享受出产的好处,反而要承受矿产开采带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双破坏的恶果,有的地方虽然得了一点好处,但跟开采破坏比较,完全不成比例。 一般来说,基于GDP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矿产的开采,在当地农民和开采者之间,它们的屁股,大多要坐在开采者这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农民的利益,是被忽视的。因此,这种地方的农民维权,无论是针对国有和私营大企业,还是针对其他地区参与开采的农民,都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农民自发成立的维权组织,开展的自发性维权活动,由于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往往把握不好“度”,不是维权过头,变成变相的拦路要钱,或者集体要挟,就是越出法律界限,动刀动枪,造成伤害。广东和平县黄沙尾村为了保护自己村子不受过路拉瓷土的矿车的伤害,成立黄沙尾教育基金会,一方面拦截未加防护的运土车辆,一方面为村民争取运输补偿,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暴力冲突,伤了人,因此被地方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起诉,该村农民大呼其冤。 显然,把黄沙尾村基金会说成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确过于夸张,无非表明了地方政府刻意维护矿产开采的拉偏架立场。但是,如果听任这种暴力械斗不管,这样的基金会是不是最终有一天会变成有                                    张鸣

农民维权的困局 张鸣 一个地方出了矿产,或者其他可以用作工业原料的物产,按道理对当地农民是件好事,从理论上可以比较大地增加收入,但是,在现实中却未必。多数地方,农民未享受出产的好处,反而要承受矿产开采带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双破坏的恶果,有的地方虽然得了一点好处,但跟开采破坏比较,完全不成比例。 一般来说,基于GDP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矿产的开采,在当地农民和开采者之间,它们的屁股,大多要坐在开采者这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农民的利益,是被忽视的。因此,这种地方的农民维权,无论是针对国有和私营大企业,还是针对其他地区参与开采的农民,都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农民自发成立的维权组织,开展的自发性维权活动,由于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往往把握不好“度”,不是维权过头,变成变相的拦路要钱,或者集体要挟,就是越出法律界限,动刀动枪,造成伤害。广东和平县黄沙尾村为了保护自己村子不受过路拉瓷土的矿车的伤害,成立黄沙尾教育基金会,一方面拦截未加防护的运土车辆,一方面为村民争取运输补偿,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暴力冲突,伤了人,因此被地方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起诉,该村农民大呼其冤。 显然,把黄沙尾村基金会说成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确过于夸张,无非表明了地方政府刻意维护矿产开采的拉偏架立场。但是,如果听任这种暴力械斗不管,这样的基金会是不是最终有一天会变成有

一个地方出了矿产,或者其他可以用作工业原料的物产,按道理对当地农民是件好事,从理论上可以比较大地增加收入,但是,在现实中却未必。多数地方,农民未享受出产的好处,反而要承受矿产开采带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双破坏的恶果,有的地方虽然得了一点好处,但跟开采破坏比较,完全不成比例。

沸,火上浇油。 其实,矿业开放地区农民的这种弱势地位,绝对性地受损地位,是相当危险的。客观地说,农民自发地维权,并没有适宜的法律环境,不来硬的,没有人理睬。如果黄沙尾村的基金会没有刀手枪手,哪个违规的拉土车会理睬他们呢?但组织了刀手枪手,本身就违法,而且难以控制其行为,早晚会出事。出了事之后政府这样处置,虽然可能暂时有效,但从长远看,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农民维权,陷入了两难之局。这样的两难之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却指向了政府。政府如果不希望农民自己维权,那么就应该出头充分照顾农民的利益,替农民出头;如果仅仅做一个仲裁者,让农民自己维权,就应该一碗水端平。现在做法,是两失,有这两失,才造成农民维权的两难。 一般来说,基于GDP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矿产的开采,在当地农民和开采者之间,它们的屁股,大多要坐在开采者这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农民的利益,是被忽视的。因此,这种地方的农民维权,无论是针对国有和私营大企业,还是针对其他地区参与开采的农民,都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农民自发成立的维权组织,开展的自发性维权活动,由于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往往把握不好“度”,不是维权过头,变成变相的拦路要钱,或者集体要挟,就是越出法律界限,动刀动枪,造成伤害。广东和平县黄沙尾村为了保护自己村子不受过路拉瓷土的矿车的伤害,成立黄沙尾教育基金会,一方面拦截未加防护的运土车辆,一方面为村民争取运输补偿,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暴力冲突,伤了人,因此被地方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起诉,该村农民大呼其冤。

显然,把黄沙尾村基金会说成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确过于夸张,无非表明了地方政府刻意维护矿产开采的拉偏架立场。但是,如果听任这种暴力械斗不管,这样的基金会是不是最终有一天会变成有几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还真不好说。

在民国乃至更早的年代,农村里的械斗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事本质上就是村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政府往往听之任之。直到打出人命,才出来摆平。到了清末和民国,政府控制力减弱,某些强村如果恰好出了一个强人,就会招兵买马,在械斗中占据优势,进而称霸一方,组织常备武装,代替政府,主宰控制这一地区,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说它不是黑社会吗?但是问题是,这种事为何政府不管?从前的政府很弱,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为何也不管?不仅不管,而且还一屁股坐在矿业开发者一边,无视弱势的农民,利益受损。出了事,才出头,又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农民屁股上。

从根本上说,现在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包括受政府支配的司法机关,由于利益关系,已经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了。在矿产开采者和当地农民之间,无论如何做不到公正裁判,农民的利益受损,几乎是无条件的。很多维权活动,如果不走极端,惹出事来,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理睬,受损的农民,连一毛钱的补偿也拿不到。虽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矿业开采都会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增加,但本质上这种税收的增加,是应该使当地民众获益,然而,在我们这里,直接受影响的农民,却因其弱势的地位,得不到什么补偿。正因如此,处于无告的受损害的地位,这些地方农民的维权,才会趋于极端,趋于走板。走板之后的政府处置,如果像和平县一样,干脆将之打成黑社会,无疑只能是扬汤止沸,火上浇油。

几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还真不好说。 在民国乃至更早的年代,农村里的械斗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事本质上就是村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政府往往听之任之。直到打出人命,才出来摆平。到了清末和民国,政府控制力减弱,某些强村如果恰好出了一个强人,就会招兵买马,在械斗中占据优势,进而称霸一方,组织常备武装,代替政府,主宰控制这一地区,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说它不是黑社会吗?但是问题是,这种事为何政府不管?从前的政府很弱,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为何也不管?不仅不管,而且还一屁股坐在矿业开发者一边,无视弱势的农民,利益受损。出了事,才出头,又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农民屁股上。 从根本上说,现在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包括受政府支配的司法机关,由于利益关系,已经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了。在矿产开采者和当地农民之间,无论如何做不到公正裁判,农民的利益受损,几乎是无条件的。很多维权活动,如果不走极端,惹出事来,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理睬,受损的农民,连一毛钱的补偿也拿不到。虽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矿业开采都会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增加,但本质上这种税收的增加,是应该使当地民众获益,然而,在我们这里,直接受影响的农民,却因其弱势的地位,得不到什么补偿。正因如此,处于无告的受损害的地位,这些地方农民的维权,才会趋于极端,趋于走板。走板之后的政府处置,如果像和平县一样,干脆将之打成黑社会,无疑只能是扬汤止

其实,矿业开放地区农民的这种弱势地位,绝对性地受损地位,是相当危险的。客观地说,农民自发地维权,并没有适宜的法律环境,不来硬的,没有人理睬。如果黄沙尾村的基金会没有刀手枪手,哪个违规的拉土车会理睬他们呢?但组织了刀手枪手,本身就违法,而且难以控制其行为,早晚会出事。出了事之后政府这样处置,虽然可能暂时有效,但从长远看,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几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还真不好说。 在民国乃至更早的年代,农村里的械斗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事本质上就是村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政府往往听之任之。直到打出人命,才出来摆平。到了清末和民国,政府控制力减弱,某些强村如果恰好出了一个强人,就会招兵买马,在械斗中占据优势,进而称霸一方,组织常备武装,代替政府,主宰控制这一地区,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能说它不是黑社会吗?但是问题是,这种事为何政府不管?从前的政府很弱,还可以理解,但现在的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为何也不管?不仅不管,而且还一屁股坐在矿业开发者一边,无视弱势的农民,利益受损。出了事,才出头,又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农民屁股上。 从根本上说,现在公司化的地方政府,包括受政府支配的司法机关,由于利益关系,已经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判了。在矿产开采者和当地农民之间,无论如何做不到公正裁判,农民的利益受损,几乎是无条件的。很多维权活动,如果不走极端,惹出事来,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理睬,受损的农民,连一毛钱的补偿也拿不到。虽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矿业开采都会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增加,但本质上这种税收的增加,是应该使当地民众获益,然而,在我们这里,直接受影响的农民,却因其弱势的地位,得不到什么补偿。正因如此,处于无告的受损害的地位,这些地方农民的维权,才会趋于极端,趋于走板。走板之后的政府处置,如果像和平县一样,干脆将之打成黑社会,无疑只能是扬汤止 农民维权,陷入了两难之局。这样的两难之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危机,却指向了政府。政府如果不希望农民自己维权,那么就应该出头充分照顾农民的利益,替农民出头;如果仅仅做一个仲裁者,让农民自己维权,就应该一碗水端平。现在做法,是两失,有这两失,才造成农民维权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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