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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2010-09-30 13:4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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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张鸣

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                  张鸣 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

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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