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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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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法律机器的公权私用的顽疾  

2010-08-18 08:2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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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个人而言,家族是公,相对于国家而言,天下是公,相对于官员而言,朝廷是公。但天下和皇帝之间呢?哪个是公,哪个是私呢?从理论上讲,皇帝当然得服从天下,但操作起来,却往往相反,因为皇帝的意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扭转,除非他就是个傀儡。 同时,由于长期存在的宗法性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公共事务,缺乏明确的体认,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在乡村,宗族的公共事务大家认账,出了乡村,就糊涂了。在城市,行会内的公共事务行内的人认账,但出了行会,就又没有约束了。不仅帝制时代如此,进入立宪,进入民国也好不了太多。袁世凯在初做总统的时候,他问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关于共和国的概念是怎么回事。顾维钧告诉他,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众参与的意思。袁世凯说,中国人哪里有公共意识?每家每户自己家门里的垃圾知道扫,出了门丢在外面就算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说的是对的,中国人的确层次性地缺乏公共意识。除非有强力的纽带,人们对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事务,严重缺乏兴趣。出了小圈子,就没有约束。在小圈子里可以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但出了圈子,兴许就什么坏事都能做。最大问题是,人们对于圈子外的事,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关心的话,顶多关心一下跟自己直接相关的官员的好坏,即使这种关心,也是道德性的。关心的方式,也只是向上反映,越级告状,指望上面的恩赐,来为百姓除去眼前的贪官污吏。而对于事实上跟他们有关的公共事务,却严重缺乏兴趣,认为那是官府的事,大人先生的事。至于把持权力的人,更是缺乏自觉,对于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谁的,该做什么,一直没有特别清晰的认知。 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官员或者把持官府的豪强恶霸,动用政府的权力,为自己做事,任何朝代都免不了。只能说有时候状况好一点,有时候状况恶一点而已。历史上的权臣,打击政敌,兴大狱,免不了要动用朝廷的法律机器,如狼似虎,抄家拿人的衙役捕快,这种时候,都成了某些权臣的家丁。同样,这些权臣一旦失势,被打翻在地,也会同样招来同样的衙役和捕快。在那个时代,没有制度的力量,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进入民国,袁世凯称帝,也没有体制内的力量来阻止,要反对,只能起兵,发动战争。 这是一个延续很长时间的顽症,整个社会的顽症,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病。人们对于公权力本质上是陌生的,不关心其兴替更迭,更没有授权意识。他们不认为那个权力跟自己有关,即使

                           法律机器的公权私用的顽疾

                                     张鸣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自己供职的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浙江凯恩公司在上市过程中诸多经济问题。而凯恩公司所在地的浙江遂昌县公安局,单凭企业一方报案,就决定拘捕仇子明,在网上通缉。甚至,有消息还说,一个浙江人只是转了仇子明的帖,也被拘捕。幸好,遂昌县公安局的上级丽水市公安局,纠正了这个错误,仇子明才免于牢狱之灾。

公安局的调查乃至拘捕,至少面子上的公平须得要有。一个有声望的全国性大报,接连发表负责任的文章揭露一家公司的问题,而这家公司因此而报案,公安局要调查,也得两边都做,只通缉记者,从哪儿讲都说不过去。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说,就遂昌公安局的行为本身而论,在外界看来,这个公安局似乎已经近似于凯恩公司开的,拘捕谁,通缉谁,居然可以凭这家企业的意志进行。可悲的是,这样的事情绝非孤例,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很多地方政府,为跟本地利益攸关的企业保驾护航,往往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党委、政府以及公检法三家,屁股完全坐在本地企业一边,不管这个企业是否有理,是否侵权,甚至于是否涉嫌犯罪。看到这样的事情,人们几乎都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公权私用。在这里,公权私用,已经不是简单的以权谋私,而是借用法律机器,为某些公司服务了,警察,已经很像是这所大公司的保安。

类似的事情,还有官员利用公检法打击报复事件,比如诸多县委书记制造的网络文字狱,跨省抓捕,甚至还有县公安局派人进京抓记者的丑闻。法律机器,无论公检法,在这些事件里,都为一个或几个当权者个人服务。

从理论上说,凡是政府所有的权力,无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都属于公共权力,都是公民所有的,为公民服务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权力往往会被执行者控制,由于法律机器对人的侵犯性最大,所以,一旦公权私用到了这个层面,不仅危害大,影响也特别坏。

中国有漫长的帝制历史,虽然说,在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说不上是公共权力,只是帝王的私权力,但一方面,政府必须得处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帝王也不会承认权力是私有的。民本思想的魅力,一直都在。即使皇帝,也得承认,天下也是百姓的天下。而且儒家典籍告诉他们,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的声音来表达。所以说,不能说中国的帝制时代,政府完全没有公共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固然很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公私的概念,但公私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宽的模糊地带。相对于个人而言,家族是公,相对于国家而言,天下是公,相对于官员而言,朝廷是公。但天下和皇帝之间呢?哪个是公,哪个是私呢?从理论上讲,皇帝当然得服从天下,但操作起来,却往往相反,因为皇帝的意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扭转,除非他就是个傀儡。

法律机器的公权私用的顽疾 张鸣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自己供职的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浙江凯恩公司在上市过程中诸多经济问题。而凯恩公司所在地的浙江遂昌县公安局,单凭企业一方报案,就决定拘捕仇子明,在网上通缉。甚至,有消息还说,一个浙江人只是转了仇子明的帖,也被拘捕。幸好,遂昌县公安局的上级丽水市公安局,纠正了这个错误,仇子明才免于牢狱之灾。 公安局的调查乃至拘捕,至少面子上的公平须得要有。一个有声望的全国性大报,接连发表负责任的文章揭露一家公司的问题,而这家公司因此而报案,公安局要调查,也得两边都做,只通缉记者,从哪儿讲都说不过去。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说,就遂昌公安局的行为本身而论,在外界看来,这个公安局似乎已经近似于凯恩公司开的,拘捕谁,通缉谁,居然可以凭这家企业的意志进行。可悲的是,这样的事情绝非孤例,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很多地方政府,为跟本地利益攸关的企业保驾护航,往往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党委、政府以及公检法三家,屁股完全坐在本地企业一边,不管这个企业是否有理,是否侵权,甚至于是否涉嫌犯罪。看到这样的事情,人们几乎都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公权私用。在这里,公权私用,已经不是简单的以权谋私,而是借用法律机器,为某些公司服务了,警察,已经很像是这所大公司的保安。 类似的事情,还有官员利用公检法打击报复事件,比如诸多县委书记制造的网络文字狱,跨省抓捕,甚至还有县公安局派人进京抓记者的丑闻。法律机器,无论公检法,在这些事件里,都为一个或几个当权者个人服务。 从理论上说,凡是政府所有的权力,无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都属于公共权力,都是公民所有的,为公民服务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权力往往会被执行者控制,由于法律机器对人的侵犯性最大,所以,一旦公权私用到了这个层面,不仅危害大,影响也特别坏。 中国有漫长的帝制历史,虽然说,在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说不上是公共权力,只是帝王的私权力,但一方面,政府必须得处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帝王也不会承认权力是私有的。民本思想的魅力,一直都在。即使皇帝,也得承认,天下也是百姓的天下。而且儒家典籍告诉他们,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的声音来表达。所以说,不能说中国的帝制时代,政府完全没有公共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固然很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公私的概念,但公私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宽的模糊地带

同时,由于长期存在的宗法性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公共事务,缺乏明确的体认,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在乡村,宗族的公共事务大家认账,出了乡村,就糊涂了。在城市,行会内的公共事务行内的人认账,但出了行会,就又没有约束了。不仅帝制时代如此,进入立宪,进入民国也好不了太多。袁世凯在初做总统的时候,他问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关于共和国的概念是怎么回事。顾维钧告诉他,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众参与的意思。袁世凯说,中国人哪里有公共意识?每家每户自己家门里的垃圾知道扫,出了门丢在外面就算了。

有关,也没有权利去影响之。晚清立宪,甚至进入民国之后,历次的选举,民众的参与度都相当的低,所谓民选的机构,实际上顶多是精英游戏的果实,其中的民意含量,微乎其微。关键是,民众对这样的选举状况,对这些结构动辄以民意为词说三道四的状况,并不在意。 当今之世,由于网络的催化,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恰是因为这种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才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追究。不仅媒体在发声,就是个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能发出声音。若干网络文字狱和跨省抓捕事件之所以曝光,最终得以解决,就是受害者个人发出了声音,而且得到了网络的强烈回应,最终促进了事情向良性转化。 当然,若要真正把公共权力限定在公共领域,确立政府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目标,切实防止公权私用。仅仅靠道德自律是不行的,甚至健全监督机制也未必能真正有效,最大的问题也是切实解决民众授权的问题。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民意的纽带。让官员明确权力来自于谁。如果公共权力的执行者都知道自己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而且真正受到这种合法性的约制,那么,至少像遂昌这样赤裸裸的公权私用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说的是对的,中国人的确层次性地缺乏公共意识。除非有强力的纽带,人们对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事务,严重缺乏兴趣。出了小圈子,就没有约束。在小圈子里可以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但出了圈子,兴许就什么坏事都能做。最大问题是,人们对于圈子外的事,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关心的话,顶多关心一下跟自己直接相关的官员的好坏,即使这种关心,也是道德性的。关心的方式,也只是向上反映,越级告状,指望上面的恩赐,来为百姓除去眼前的贪官污吏。而对于事实上跟他们有关的公共事务,却严重缺乏兴趣,认为那是官府的事,大人先生的事。至于把持权力的人,更是缺乏自觉,对于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谁的,该做什么,一直没有特别清晰的认知。

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官员或者把持官府的豪强恶霸,动用政府的权力,为自己做事,任何朝代都免不了。只能说有时候状况好一点,有时候状况恶一点而已。历史上的权臣,打击政敌,兴大狱,免不了要动用朝廷的法律机器,如狼似虎,抄家拿人的衙役捕快,这种时候,都成了某些权臣的家丁。同样,这些权臣一旦失势,被打翻在地,也会同样招来同样的衙役和捕快。在那个时代,没有制度的力量,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进入民国,袁世凯称帝,也没有体制内的力量来阻止,要反对,只能起兵,发动战争。

这是一个延续很长时间的顽症,整个社会的顽症,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病。人们对于公权力本质上是陌生的,不关心其兴替更迭,更没有授权意识。他们不认为那个权力跟自己有关,即使有关,也没有权利去影响之。晚清立宪,甚至进入民国之后,历次的选举,民众的参与度都相当的低,所谓民选的机构,实际上顶多是精英游戏的果实,其中的民意含量,微乎其微。关键是,民众对这样的选举状况,对这些结构动辄以民意为词说三道四的状况,并不在意。

当今之世,由于网络的催化,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恰是因为这种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才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追究。不仅媒体在发声,就是个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能发出声音。若干网络文字狱和跨省抓捕事件之所以曝光,最终得以解决,就是受害者个人发出了声音,而且得到了网络的强烈回应,最终促进了事情向良性转化。

当然,若要真正把公共权力限定在公共领域,确立政府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目标,切实防止公权私用。仅仅靠道德自律是不行的,甚至健全监督机制也未必能真正有效,最大的问题也是切实解决民众授权的问题。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民意的纽带。让官员明确权力来自于谁。如果公共权力的执行者都知道自己的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而且真正受到这种合法性的约制,那么,至少像遂昌这样赤裸裸的公权私用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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