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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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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写起评论来的?  

2010-06-08 09: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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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样写起评论来的?

                                      张鸣

现在的我,评论文字是越写越多了。以至于有回凤凰评论员邱震海,居然称我为著名时评家。我远在美国的好友,也曾对我提起,从前我的博客,以历史随笔为主,而现在,则以评论文字为主。仔细一想,还真的是。不过,我还是想为自己申辩一下,不是我历史文化随笔写少了,而是看我博客的人,就是喜欢看评论,于是就多贴点喽。其实,我真正花功夫的,还是做我的学术,刚刚出来的一本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就是例证。

但是,毕竟这些年我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想赖也赖不掉。而在早几年,这样的文字,几乎一个字都没有。究竟我怎么写起评论来的呢?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曾经在我一本随笔集的开头语上说过,在早,我跟所有有志于学的人一样,就是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评论这个行当初起之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时,我跟媒体也没有什么关系。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基本上没我什么事,多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由于现在跟中青报著名的记者卢跃刚做了邻居,经常往来,才知道当年他们那么多激清扬浊之事,打了那么多“著名的战役”,震惊世界,可是这些事,居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当时想,我是要做学者的,做学者就不能管这么多闲事,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还能做学问,就要坚持做下去,耐得住冷清,耐得住寂寞,只要把自己分内的学问做好了,就等于给社会做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在这期间,我跟《读书》杂志发生了关系,开始在上面发文章。《读书》上的文字,是学术随笔性的,不需要太多的讲究,比较追求思想性。原本就是野路子出身的我,很喜欢这个调调,于是一连在上面发了很多。有了点名,就有杂志约我写更宽松一点的历史文化随笔。架不住高稿费的诱惑,我就答应了。不幸的是,在这个期间,高校大跃进发生了。对我震动最大的,是由于高校211985工程的启动,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领导的官架子越摆越足。到了2003年左右,我个人的感觉,高校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大学里的教学和学术,每况愈下,已经烂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考虑改行,做别的工作去。但是,思前想后,还是放不下自己喜欢的学术,也有点放不下喜欢我的学生。于是,我这一时期的历史随笔,就有了很多借古讽今的内容,越来越不温柔敦厚,反而经常含沙射影了。用一个媒体人的话来说,我成了绕着弯骂人的高手。

接下来的事,几乎是顺理成章了。很快就有人约我写评论,开专栏,一篇又一篇写下去,一个专栏,一个专栏开出来。加上我这个人性急,原本就看书快,做事快,写字快,现在这个快有了用武之地。媒体就是需要快手,每次约稿,都要求快,因为不快,就赶不上第一个,而且,很可能上面对这个事件就不让说了。只要赶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限制。所以,到现在,我已经成了媒体的香饽饽,稿约不断。其实,我花在评论写作上的时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多。即使一天写三篇,也无非两个小时的事,权当看书看累了休息。

这样说,有点对评论界不大恭敬。说实在的,我其实不该是个时评高手,我所有的知识储备,只有一点历史,其他的都是一知半解。我之所以可以对相当多的事情发声,关键是现在的这些事情,主要是由政府做出来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常识范围以内。我的朋友梁文道说过,现在是个常识缺乏的时代。只要有谁能把常识性的问题,分析得比较清楚,同时又有点文采,那么,大家就认你。你的文字有人看,甚至可以卖两次,一次卖给报刊,一次卖给出版商。

从批评大学开始,我批评所有我能明白的社会弊病,抨击政府的不公,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还被人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其实都绝非我的初衷。如果让我自我定位,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更不是自由派,当然也算不上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根本就没有仔细钻研过自由主义的理论,我只是一个有常识,而且敢于把这常识讲出来的大学教书匠,一个平时喜欢写点性情文字的写者。令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处于这样的世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居然眼睁睁看着自己钟爱的行业被毁坏,一声不响,即使发牢骚,也只限于在私下。不站起来说话,等于放纵权力用推土机拆毁大学和大学的学术事业。至于对社会发声,就更不做了。说实话,现在政府对大学的作为,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拆迁,拆迁过后,就是中国学术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都不剩了。

我已经用我最近的学术研究证明了,我没有放弃一个学者的职责。学术我还是要做的,花更多的精力来做,只是不想像书斋学者那样,把学术做成象牙塔的微雕。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写我的时评,只要这个社会还有欺压良善,颠倒黑白,逼良为娼,打压舆论的种种恶行,我不会放下我的笔。告诉人们实情,告诉人们真相,是每个读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大学教师,更是如此。不是我有多么高尚,仅仅是因为,不这样做,我的良心就不安。不管做了之后,会惹出多少麻烦,让领导多么不高兴,听从良心的指令,我只能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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