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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  

2010-12-01 17:2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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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原本是从政的,而且从政的经历相当顺利。如果他能随和一点,不那么坚持原则,在仕途上,原本是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可是他却在一个走仕途来说最好的年龄段,放弃了仕途,甘愿坐冷板凳,做了教授。那时个中国法学极热的时代,国内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几乎个个飞黄腾达,大把的捞金进银,但是, 蔡定剑教授却偏偏一头扎进无人问津的宪法学领域,做起谁也不待见的公民参与研究。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讨某些人厌的公共知识分子。凡诸社会上的大事,必有蔡教授的声音。可以说,在法学学者大批犬儒的年代,正是有蔡定剑这样的教授的存在,才为法学界挽回了一点声誉。 当然,在当今之世,单单谴责法学教授也许并不公平,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而法学由于一直热度很高,而且跟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而已。自然,反过来,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出一个有担当的法学教授,就格外让人感到难能可贵。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原本是学院知识分子大展拳脚的好时光。参与公共事务,引领社会舆论,有你的舞台,也有你的阵地,更有你的观众。把自己关进书斋,做象牙塔的学问,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你的人民还是需要你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法专业研究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

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 张鸣 蔡定剑走了。我是在成都双流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听到这个噩耗的。一个熟悉的记者,用短信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看着手机,我久久无语。早就知道蔡定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但是见到他,看到他依旧是那样活跃,组织开一个个令某些人不喜的会,做一个个某些人不喜的发言,发表一个个同样为某些不喜的著作。心里总觉得他也许能度过难关,战胜病魔。前一阵,还见到新京报对他的专访,就催生新拆迁条例大声疾呼,虎虎有声,心中还暗自窃喜,觉得他说不定已经复原了。然而,谁曾想到,这个呼吁,居然是蔡定剑生命中最后的呼喊,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为他的祖国的民主和法治呼喊到了最后一刻。 我跟蔡定剑说不上很熟悉,但却参加过多次他组织的会议,大多是公民监督和公民参政的。在政治学专业,我只能算是个混混,每次开会,都只是说点敲边鼓的话,但是,蔡定剑却总是可以拿出好些资料翔实的干货,用数据说话,告诉人们中国法制的现状,公民参与的现实,还提供了好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料。每次开会,都令我有几多汗颜,许多收获。 蔡定剑是个做实证的学者,他和他团队的研究,不说空话,没有废话,也没有时髦学者所谓的西方套路——一大堆所谓的理论复述,每个成果都是实打实的,把干货摆在面上。不像很多学者的研究,你得捞,捞出来多少,你还不知道。同时,他的研究也很平和,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激之言,总是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记得同样是研究1954年的立宪,我写了一篇文章,他则有一本著作。我的文章有好些愤愤的言辞,他的没有,但把史实一条条摆出来,震撼的力度同样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蔡定剑的研究,才更为某些人所不喜,甚至恼怒。 其实,人们都知道,蔡定                        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

                                 剑原本是从政的,而且从政的经历相当顺利。如果他能随和一点,不那么坚持原则,在仕途上,原本是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可是他却在一个走仕途来说最好的年龄段,放弃了仕途,甘愿坐冷板凳,做了教授。那时个中国法学极热的时代,国内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几乎个个飞黄腾达,大把的捞金进银,但是, 蔡定剑教授却偏偏一头扎进无人问津的宪法学领域,做起谁也不待见的公民参与研究。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讨某些人厌的公共知识分子。凡诸社会上的大事,必有蔡教授的声音。可以说,在法学学者大批犬儒的年代,正是有蔡定剑这样的教授的存在,才为法学界挽回了一点声誉。 当然,在当今之世,单单谴责法学教授也许并不公平,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而法学由于一直热度很高,而且跟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而已。自然,反过来,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出一个有担当的法学教授,就格外让人感到难能可贵。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原本是学院知识分子大展拳脚的好时光。参与公共事务,引领社会舆论,有你的舞台,也有你的阵地,更有你的观众。把自己关进书斋,做象牙塔的学问,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你的人民还是需要你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法专业研究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 张鸣

蔡定剑走了。我是在成都双流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听到这个噩耗的。一个熟悉的记者,用短信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看着手机,我久久无语。早就知道蔡定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但是见到他,看到他依旧是那样活跃,组织开一个个令某些人不喜的会,做一个个某些人不喜的发言,发表一个个同样为某些不喜的著作。心里总觉得他也许能度过难关,战胜病魔。前一阵,还见到新京报对他的专访,就催生新拆迁条例大声疾呼,虎虎有声,心中还暗自窃喜,觉得他说不定已经复原了。然而,谁曾想到,这个呼吁,居然是蔡定剑生命中最后的呼喊,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为他的祖国的民主和法治呼喊到了最后一刻。

我跟蔡定剑说不上很熟悉,但却参加过多次他组织的会议,大多是公民监督和公民参政的。在政治学专业,我只能算是个混混,每次开会,都只是说点敲边鼓的话,但是,蔡定剑却总是可以拿出好些资料翔实的干货,用数据说话,告诉人们中国法制的现状,公民参与的现实,还提供了好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料。每次开会,都令我有几多汗颜,许多收获。

蔡定剑是个做实证的学者,他和他团队的研究,不说空话,没有废话,也没有时髦学者所谓的西方套路——一大堆所谓的理论复述,每个成果都是实打实的,把干货摆在面上。不像很多学者的研究,你得捞,捞出来多少,你还不知道。同时,他的研究也很平和,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激之言,总是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记得同样是研究1954年的立宪,我写了一篇文章,他则有一本著作。我的文章有好些愤愤的言辞,他的没有,但把史实一条条摆出来,震撼的力度同样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蔡定剑的研究,才更为某些人所不喜,甚至恼怒。

其实,人们都知道,蔡定剑原本是从政的,而且从政的经历相当顺利。如果他能随和一点,不那么坚持原则,在仕途上,原本是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可是他却在一个走仕途来说最好的年龄段,放弃了仕途,甘愿坐冷板凳,做了教授。那时个中国法学极热的时代,国内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几乎个个飞黄腾达,大把的捞金进银,但是, 蔡定剑教授却偏偏一头扎进无人问津的宪法学领域,做起谁也不待见的公民参与研究。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讨某些人厌的公共知识分子。凡诸社会上的大事,必有蔡教授的声音。可以说,在法学学者大批犬儒的年代,正是有蔡定剑这样的教授的存在,才为法学界挽回了一点声誉。

剑原本是从政的,而且从政的经历相当顺利。如果他能随和一点,不那么坚持原则,在仕途上,原本是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可是他却在一个走仕途来说最好的年龄段,放弃了仕途,甘愿坐冷板凳,做了教授。那时个中国法学极热的时代,国内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几乎个个飞黄腾达,大把的捞金进银,但是, 蔡定剑教授却偏偏一头扎进无人问津的宪法学领域,做起谁也不待见的公民参与研究。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讨某些人厌的公共知识分子。凡诸社会上的大事,必有蔡教授的声音。可以说,在法学学者大批犬儒的年代,正是有蔡定剑这样的教授的存在,才为法学界挽回了一点声誉。 当然,在当今之世,单单谴责法学教授也许并不公平,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而法学由于一直热度很高,而且跟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而已。自然,反过来,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出一个有担当的法学教授,就格外让人感到难能可贵。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原本是学院知识分子大展拳脚的好时光。参与公共事务,引领社会舆论,有你的舞台,也有你的阵地,更有你的观众。把自己关进书斋,做象牙塔的学问,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你的人民还是需要你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法专业研究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 当然,在当今之世,单单谴责法学教授也许并不公平,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而法学由于一直热度很高,而且跟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而已。自然,反过来,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出一个有担当的法学教授,就格外让人感到难能可贵。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原本是学院知识分子大展拳脚的好时光。参与公共事务,引领社会舆论,有你的舞台,也有你的阵地,更有你的观众。把自己关进书斋,做象牙塔的学问,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你的人民还是需要你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法专业研究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而且出来捞金进银。他们也在公共场合说话,但说的都是场面话,说那些权势者要他们说的话。或者说,他们只为金钱和权势说话,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完全罔顾学理,不顾常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法学学者告诉我,碰到国内的法学大腕,好些人居然在饭桌上,就敢公开吹嘘自己“捞人”的本事。所谓的的捞人,即通过运作,给人犯减免刑责,这样的捞人,就是公开地破坏法律。一个法律人,法学学者,做这样的事情,算什么呢?比罪犯都不如,比犯罪还恶劣,连自己从事的学科,吃饭的饭碗都给毁了。

毋庸说,学院知识分子的堕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最深切的悲哀,幸好,这个时代除了荒淫与无耻,还有严肃的工作和认真劳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最杰出者中,就有蔡定剑。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定剑不愧为学院知识分子的脊梁,虽然他做的,无非是在用自己的孱弱的肩膀,撑着学者倒塌的良知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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