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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博客

直截了当的独白

 
 
 

日志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2009-10-28 14:2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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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张鸣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张鸣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职称评定,先是违规把一个学院的两个名额,分成国政和政治学两块,各评各的,然后又宣称,政治学这个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当时萧延中先生已经年逾50,学术成果和学术声望,即使在座的评委,也没有几个能够赶得上。可是,李景治非要让他给科社的人让位。虽然我对那位他属意的候选人并无意见,但如果非要在萧延中和他之间选择的话,显然,无论按什么标准,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让萧延中先评。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李景治先生会这样做,如此公然地行使自己的行政霸权。唯一的理由是,萧延中是政治学系的人,而且跟我走的比较近。而他,已经如此这般惯了,官大说了算,是许多学校评职称的惯例。其实,当时虽然我很愤怒,但并没像他后来在公开信上说的那样,像个绑票的土匪,不等他说完就大喊大叫,威胁评委。我是等他讲完,轮到评委发言的时候才发言的。仅仅在他两次想打断我的时候,我阻止了他。我发言之后,评委投票,居然按照我的意思,第一轮就把萧延中选中了,其他人一概没有过半数。当时的评委,都是他挑选的,如果大家都因为受到胁迫才投的票,那么我的手上应该有支手枪才是。事后,他应该打110的。不过,评职称之后,他跟我的关系就彻底毁了,他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跟他共处一个单位。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系列驱逐我的运作。连续找政治学系的骨干教授开会,商量如何把我赶出去,连我走之后课程怎样替代,都考虑到了。找年轻教师开会,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不要跟着个别人走。甚至直接拍钱,用给课题启动费的形式拉人。可惜,这些事,我当时就都知道了。于是,我打算应付。虽然我很不乐意给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觉得还是先走组织程序,结果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没有下文,我接着又写了一封。这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见了我。说是准备解决我反映的问题。但是此时我已经不大相信校方了,于是我要求约定时间,如果时间到了,学校还没动静,我就按我的方式来解决。副校长问我,什么叫我的方式?我说上网。看得出,他很不以为然。于是我补充了一句:你们别掉以轻心,如果我上网说这件事,事就小不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时间到了,学校没动静。我在我的博客上,把事情指名道姓地公开了。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公开事情的本意,最主要的,已经不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为了给我自己出口气。主要是想通过这一案例,向全国展示一下目前高校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局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个案例不特别恶劣,李景治也不是特别的坏,像这样的事情,在全国高校,有许许多多。这是一个普通的案例,因此特别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这个案例,开展一场公共讨论,让人们重视这个问题。说起来,我得感谢李景治先生,如果不是他及时的回应,这场讨论根本热闹不起来。很遗憾在他发了第四封公开信之后,学校当局下令阻止了他,连前四封信也撤掉。当时,有人传说他对九评情有独钟,可能发九封信的。当然,如果不是学院某些人跟记者说,学校要解聘我,事件也不那么容易会升级——上了外国媒体。也得感谢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尽管学校方面下了不许支持我的禁令,但仍然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声援我。还得感谢新华社北京和上海分设的记者,素不相识的他们,居然两次发内参,反映此事。当然,更应该感谢众多的网民,以及众多的网络写手和学者,像南京大学的高华、华东师大的陈映芳、刘擎、清华大学的秦晖、郭于华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参加讨论。如果不是重庆钉子户事件转移了视线,那么这场讨论估计会更深入。事情过后,李景治先生因年龄的原因,体面地离开的院长位置。但在体制内的地位依然我故。而我,虽然没有被学校除名解聘,但事实上已经从体制内出局。作为一个公然破坏潜规则的人,任何学校都不敢要我。这对我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确有我个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人,脾气温和一点,多少对我的顶头上司表示一点他所谓的“敬畏之心”,那么,事情是不是不会到这个地步?我估计不会的。可惜,我做不到。在我看来,大学里的教授,缺乏独立人格,奴性已成,恰是官僚化的土壤。退一步说,如果当初我们做的不那么猛,收敛一点,多把功劳推给领导,也许也不会到这个地步。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当时其实我有感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张小劲谈过,也许,我们这样做,得到的只是嫉恨,最终什么都没有。这个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大学,其实没有人在意学术,没有人在意事业。高高在上者,在意的只是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权威。在他们的权威面前,没有学术,没有是非,没有大局。所谓的学术,只是领导人权杖上的点缀,完全可以用数量来体现。事件过后,因我的出格闹事而暗受牵连的几位教授,相继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离开了人大。原来在外界还有点名气的人大政治学四架马车,张小劲、景跃进、萧延中和我,现在我被冷冻,其他人都不在了。我们花了很大心血搞的学术活动机制,比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职称评定,先是违规把一个学院的两个名额,分成国政和政治学两块,各评各的,然后又宣称,政治学这个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当时萧延中先生已经年逾50,学术成果和学术声望,即使在座的评委,也没有几个能够赶得上。可是,李景治非要让他给科社的人让位。虽然我对那位他属意的候选人并无意见,但如果非要在萧延中和他之间选择的话,显然,无论按什么标准,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让萧延中先评。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李景治先生会这样做,如此公然地行使自己的行政霸权。唯一的理由是,萧延中是政治学系的人,而且跟我走的比较近。而他,已经如此这般惯了,官大说了算,是许多学校评职称的惯例。

   其实,当时虽然我很愤怒,但并没像他后来在公开信上说的那样,像个绑票的土匪,不等他说完就大喊大叫,威胁评委。我是等他讲完,轮到评委发言的时候才发言的。仅仅在他两次想打断我的时候,我阻止了他。我发言之后,评委投票,居然按照我的意思,第一轮就把萧延中选中了,其他人一概没有过半数。当时的评委,都是他挑选的,如果大家都因为受到胁迫才投的票,那么我的手上应该有支手枪才是。事后,他应该打110的。

  不过,评职称之后,他跟我的关系就彻底毁了,他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跟他共处一个单位。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系列驱逐我的运作。连续找政治学系的骨干教授开会,商量如何把我赶出去,连我走之后课程怎样替代,都考虑到了。找年轻教师开会,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不要跟着个别人走。甚至直接拍钱,用给课题启动费的形式拉人。可惜,这些事,我当时就都知道了。于是,我打算应付。虽然我很不乐意给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觉得还是先走组织程序,结果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没有下文,我接着又写了一封。这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见了我。说是准备解决我反映的问题。但是此时我已经不大相信校方了,于是我要求约定时间,如果时间到了,学校还没动静,我就按我的方式来解决。副校长问我,什么叫我的方式?我说上网。看得出,他很不以为然。于是我补充了一句:你们别掉以轻心,如果我上网说这件事,事就小不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时间到了,学校没动静。我在我的博客上,把事情指名道姓地公开了。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公开事情的本意,最主要的,已经不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为了给我自己出口气。主要是想通过这一案例,向全国展示一下目前高校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局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个案例不特别恶劣,李景治也不是特别的坏,像这样的事情,在全国高校,有许许多多。这是一个普通的案例,因此特别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这个案例,开展一场公共讨论,让人们重视这个问题。

   说起来,我得感谢李景治先生,如果不是他及时的回应,这场讨论根本热闹不起来。很遗憾在他发了第四封公开信之后,学校当局下令阻止了他,连前四封信也撤掉。当时,有人传说他对九评情有独钟,可能发九封信的。当然,如果不是学院某些人跟记者说,学校要解聘我,事件也不那么容易会升级——上了外国媒体。也得感谢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尽管学校方面下了不许支持我的禁令,但仍然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声援我。还得感谢新华社北京和上海分设的记者,素不相识的他们,居然两次发内参,反映此事。当然,更应该感谢众多的网民,以及众多的网络写手和学者,像南京大学的高华、华东师大的陈映芳、刘擎、清华大学的秦晖、郭于华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参加讨论。如果不是重庆钉子户事件转移了视线,那么这场讨论估计会更深入。

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事情过后,李景治先生因年龄的原因,体面地离开的院长位置。但在体制内的地位依然我故。而我,虽然没有被学校除名解聘,但事实上已经从体制内出局。作为一个公然破坏潜规则的人,任何学校都不敢要我。这对我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确有我个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人,脾气温和一点,多少对我的顶头上司表示一点他所谓的“敬畏之心”,那么,事情是不是不会到这个地步?我估计不会的。可惜,我做不到。在我看来,大学里的教授,缺乏独立人格,奴性已成,恰是官僚化的土壤。退一步说,如果当初我们做的不那么猛,收敛一点,多把功劳推给领导,也许也不会到这个地步。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当时其实我有感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张小劲谈过,也许,我们这样做,得到的只是嫉恨,最终什么都没有。

   这个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大学,其实没有人在意学术,没有人在意事业。高高在上者,在意的只是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权威。在他们的权威面前,没有学术,没有是非,没有大局。所谓的学术,只是领导人权杖上的点缀,完全可以用数量来体现。事件过后,因我的出格闹事而暗受牵连的几位教授,相继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离开了人大。原来在外界还有点名气的人大政治学四架马车,张小劲、景跃进、萧延中和我,现在我被冷冻,其他人都不在了。我们花了很大心血搞的学术活动机制,比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

   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

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

   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

   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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